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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看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很沉重，但又不知“重”点在哪。虽然影片再现了很多屠杀、强奸场景，但可能是黑白影像弱化了血腥的缘故，我没有被激怒而大呼“东京大屠杀”。片中日军“角川”的一点点人性和一些日本兵的怯懦，让他们呈现出了“人”的一面，而不全是“兽”，更让需要简单目标的仇恨没有了箭靶。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从南京沦陷那一刻就带给我不断的伤痛，和后面的消极自保却不断被凌辱相比，我更喜欢开头陆剑雄等人伏击日寇的片段，纵然是死，也应当是战死。可能我一直不敢面对的伤疤就在于此，不在于死亡多少，而在于是像斗士一样战败，还是像绵羊一样被宰割。尤其当安全区需要送几十个妇女给日寇，以她们的贞操来换取“安全”区的安全……此等耻辱绝不是杀几个日本鬼子所能抹掉的。

陆川应该算是大陆知名导演中最具诗人气质的，这体现在他对理想的追求，对生命的解构。这种题材，这种拍法，事先没有谁能保证票房，以及政治上的风险。他就敢这么作，哪怕付出生命。陆川也有点像摇滚歌手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与其说是故事片，不如说是纪录片。整个摄像和剪辑带着原始的粗糙，陆川可能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但一边拍摄，一边修改剧本，甚至到了后期剪辑阶段都还在调整叙事结构，导致很多情节前后无法呼应，剧情十分跳跃。陆剑雄和安全区有什么关系？安全区难民营的人员之间的关联甚至比他们与日寇的关联还少。如果要说男主角，从出场次数和贯穿情节来说，可能只有“角川”算是。一些细节也处理的不太好，例如唐夫人怀孕，第一次摸肚子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但是后面又表现了多次，浪费胶片。有些场景的节奏还可以再快一些。所以看待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不应当像看《疯狂赛车》那样去过于在意技术上的细节，而应该像听摇滚乐那样，从整个意境上感受。但是有些细节却不得不注意，就是影片给了大量群众演员脸部特写，使得该片绝不是几个大腕的合影，而是几十数百人的群像。这种方法很像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表现方式，它让观者去认识每一个逝者，知道他们也曾经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。7、8张活生生的脸的效果，绝对强过一个带有7、8个零的冷冰冰的数字。还有一些反映历史的细节，例如难民领床位牌号时的小市民表现，其实与剧情主线没有什么关联，但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很有帮助。

从商业电影的角度来说，陆川的叙事不太成功，不过比《可可西里》已经进步了很多。但是如果从思考的角度来说，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却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因为陆川很大程度上是在“记录”整个大屠杀的经过，而非演绎。没有了成熟“故事”的限制，观众更能以一个代入者的角度亲历那场悲剧，思考的空间相当大。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是一个半成品，它想告诉观众一些观点，但大部分时候只是将历史活生生的展现在你面前，结论要观众反复咀嚼那一堆苦至极处的药片之后自己得出。在被好莱坞式商业大片扫荡多年的中国影坛，这相当冒险。不过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伟大，这种悲剧作品就应当常有，人们也应当有相当之承受力去反省历史中的悲剧。

略微欣慰的是，陆川没有特意表现汉奸，没有进一步刺激我的神经。可能历史上当时当地的汉奸还没有怎么出现。影片中除了一个没有怎么着墨的手拿喇叭的翻译官，另一个曾经出卖同胞的就是范伟扮演的拉贝助手唐先生。虽然我理解他为解救家人的迫切，但依然无法原谅他对那些伤兵的伤害。后来他的女儿被日寇扔下了大楼，小姨被日寇凌辱最后被枪杀，我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是感叹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国破之时，任何企图自保的人都很难如愿。唐先生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这点，以自己换取了拉贝佣人的生命，在被枪决时，第一次面对日本兵昂起了头。顺便说一下，范伟的转型表演很成功，比葛优扮演的厉帝强。

对于角川，我不知道当时的日本兵真的有如此的心理，因为日本兵投降、甚至加入“反法西斯联盟”的凤毛麟角。战争对人性是有所摧残，但对于当时的战胜者来说，很难会思考战争的意义，或许会有些许不忍，但因为没有触及到自己的同胞，自己不会有切身之痛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更多的体现在人变成兽甚至魔，而不是对战争的反思。如果我的常识没有错误的话，日军中的厌战情绪是在经历长期战争，己方大量死伤之后才出现的，而不是战争开始的第一年，日军又在一路胜利的路途上。为了促成角川的反思，陆川设置了给予角川第一次让之无法忘怀的百合子这个形象，她后来死去了，还有一个和百合子很像的妓女小江，就在角川的面前被他的同袍凌辱，最后死去。这些也许给了角川很大的触动，导致他发出“活是不是比死更痛苦”的感慨后自杀。从现实来说，日本民众现在没有真切的反思战争，除了美国错误的庇护之外，战火没有在日本本土蔓延可能也是一个因素，他们不知道战争的残酷，只抱怨被原子弹轰炸和被占领的屈辱。原子弹发明的时间，如果再晚2年，可能对日本人真的是福。

生死之城

刚才洗澡的时候还在想着陆川贯穿始终的到底是什么，回到电影的英文名称，我终于明白了–生死之城。那么多人，在屠城的那些日子里，能做的就是如何选择生死。大部分人选择生，从一开始国民党兵的溃逃，陆剑雄等人伏击日寇失败后的投降，到唐先生向日本人出卖伤兵，安全区被迫与日本人的“合作”和忍让；有的人帮助别人选择生，安全区工作人员与日寇的抗争，数十位妇女“自愿”充当慰安妇，姜老师舍身搭救被押上汽车的群众，唐先生把走的机会留给了拉贝的佣人……他们在帮别人选择“生”的同时，将“死”留给了自己，因为在生死之城中，生的机会十分有限，别人多一份生，自己就多一份死。在政府逃离，军队溃败，城市陷落之时，普通人只能用这些代价高昂的手段，换得一点点生的空间。这就是陆川想要表达的–中国人的“自救”，而不是一味等待别人（拉贝）的救赎。